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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69章 汉纪七 太宗孝文皇帝下（第2页）

皇帝在位二十三年，宫殿、园林、车马、服饰这些，都没增加啥新东西。要是有对老百姓不方便的事儿，就马上改了，为老百姓谋福利。有一次皇帝想建个露台，把工匠找来一算账，得花一百金。皇帝说：“一百金，这可是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啊。我住着先帝留下的宫殿，还老担心给先帝丢脸呢，建这露台干啥！”皇帝自己穿的是黑色的粗丝衣服，他宠爱的慎夫人，衣服都不拖地，帷帐也没有绣花装饰，就为了给天下人做个节俭的榜样。修建霸陵，用的都是瓦器，不能用金、银、铜、锡这些来装饰，顺着山势建，不堆高大的坟头。吴王假称生病不来朝见，皇帝还赏赐他几案和手杖。大臣袁盎等人的谏言虽然很尖锐，皇帝也常常宽容采纳。张武等人收受贿赂，被发现了，皇帝不但没惩罚，反而赏赐更多财物，让他们心里愧疚。皇帝一门心思用道德来感化百姓。所以当时天下安宁，老百姓家家生活富足，后世很少有能比得上的。

丁未这天，太子即位当皇帝，尊称皇太后薄氏为太皇太后，皇后为皇太后。九月，西方出现了彗星。

这一年，长沙王吴着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封国就被撤销了。

当初，高祖觉得文王吴芮这人不错，就指示御史说：“长沙王很忠诚，把他的事迹明确记录下来，写成法令。”到孝惠帝、高后的时候，封了吴芮的两个庶子为列侯，传了几代之后就断绝了。

此卷以汉文帝驾崩为核心，串联起其晚年施政、对匈防御、临终遗诏等内容，全方位展现了这位“仁君”的治国实践与历史遗产：

临终遗诏：理性主义的政治宣言

薄葬与节哀的制度革新:文帝遗诏打破“厚葬以明孝”的传统，规定“服丧三日即除”“霸陵山川勿改，瓦器为葬”，甚至允许宫人归家。这一举措直指先秦以来“丧葬耗民”的弊端，将个人生死从“神道设教”中剥离，回归自然规律认知，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罕见的理性觉醒；

民本思想的终极体现:遗诏反复强调“勿以丧废生民之务”，禁止百姓停办婚丧嫁娶、祭祀饮食，甚至担忧“守孝伤老者之心”。这种将民生福祉置于皇权礼制之上的态度，超越了时代局限，为后世帝王树立了“以民为本”的执政典范。

晚年施政：仁政的坚守与现实妥协

灾荒应对的务实举措:面对旱灾、蝗灾，文帝下令“诸侯毋贡”“开山林池泽”“减服御、损郎官”，通过削减宫廷开支、开放资源普惠民生，与晁错“重农备荒”思想一脉相承。尤其允许“卖爵救荒”，既缓解财政压力，又为平民提供上升通道，体现危机治理的灵活性；对匈政策的隐忍与权衡:匈奴连年入寇，杀掠边民万余，文帝虽部署周亚夫等将领防御，却最终选择“和亲”妥协。这种“忍辱求安”的策略，表面是军事弱势下的无奈，实则根植于汉初“休养生息”的基本国策——以有限代价换取内部发展时间，为武帝时期的反击积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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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臣博弈：权力制衡的典型案例

申屠嘉折辱邓通的政治隐喻:丞相申屠嘉以“朝廷礼仪”为由严惩宠臣邓通，甚至扬言“斩之”，虽需文帝遣使营救，却凸显汉初相权对君权的制约：军功集团的余威：申屠嘉作为“高帝旧臣”，代表着汉初军功贵族势力，其强硬态度本质是对皇帝“私恩泛滥”的制衡；制度伦理的坚守：以“高帝朝廷”为名义维护礼仪秩序，反映官僚体系对“法治”高于“人治”的追求，与秦代“法自君出”形成对比。

军事整肃：周亚夫细柳营的范式意义

治军理念的革新:周亚夫“军中闻将军令，不闻天子之诏”的治军原则，打破了“皇权至上”的军事传统，确立了“军令如山”的专业精神。文帝对此非但不怒，反而称赞“此真将军”，体现君主对军事专业化的认可，为后世“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”的军事伦理奠定基础；战备松弛的警示:霸上、棘门军营“将可袭而虏也”的乱象，与细柳营的严整形成鲜明对比，暴露出汉初承平日久下军队纪律的涣散，也为景帝时期应对七国之乱的军事改革提供了现实教训。